时贤与古人,公文写作须用一番真功夫

(文/往熹)

时贤与古人,公文写作须用一番真功夫

曾国藩在同治二年七月给弟弟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书,论及如何学习写奏折,言多剀切,乃经验之谈也!玆节录于后,以飨读者诸君。

“奏折一事,弟须用一番工夫……。目下外间咨来之折,惟浙、沪、湘三处较优,左、李、郭本素称好手也。此外如官、骆、沈、严、僧、吴、都、冯之折,弟稍一留心,即优为之。”

“以后凡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折,不过月余,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每日极多不过二三刻工夫,不可懒也。”

曾国藩劝弟弟于奏折一事,须用一番功夫。我们或者有疑问,曾国荃此时已身为浙江巡抚、金陵前线的最高指挥官,难道他还需要学习写奏折?他没有秘书么?督抚在晚清不但位高,而且权重,肯定有专门的秘书班子。但正如曾国荃在序《鸣原堂论文》时说:

“故今之督抚大吏,凡夫敷陈入告之词,多倚办于幕友,其不能亲自吮毫构思者,势也。然而充斯选者,率用刑名家言,规规焉,循例案,避处分,以文无害为事。即有勤求民隐,发愤为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辄格于部议,而不能施行,盖奏疏之难于美善兼尽也如此。”

联系前后文,曾国荃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督抚们担负的职责太重,工作繁忙,写公文这件事多靠幕友(那时不叫秘书)帮忙,这是形势使然。但这些幕友们却多用刑名家言,他们起草公文,不过循例案,避处分,以文无害为事;即或有敢于破除陈规,为民请命的,也(因用刑名之言)格于部议,不得施行。如果全靠他们,奏疏就难以美善兼尽。一言以蔽之,督抚还是要自己懂点业务,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一任师爷们摆布。事实上,因为左宗棠、李鸿章等本素称好手,他们任职省份的奏折就较优;幕主的文字水平一般,那里的幕宾弄出来的公文也好不到哪儿去。最突出的例子,曾国藩是有清一代奏折名家,咸丰初政,即以议大礼、谏圣德诸疏闻名天下,在其执兵符,开府两江时,他所上的奏折“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而其后卒无不然”。这样的评价虽有过誉之处,但大体近似,这确实不是一般幕友能达到的境界。曾国藩以奏折为人臣第一要事,他对于幕友们拟的稿子“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点句窜,十不存一”,可谓呕心沥血,才写出许多优秀的奏折来。曾国藩自己精于此道,自然会劝勉同为督抚大员的弟弟多多努力。

接下来曾国藩点评天下督抚大员的奏折孰优孰劣,并建议曾国荃“以后凡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写公文一定要善于学习和借鉴,要尽可能地避免闭门造车,何况咨到曾国荃手中的多为封疆大吏或方面大员的奏折,无论其军政吏事,还是文章词藻,均有粲然可观之处。这一条经验在今天仍然实用,在办公室做文字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善于收集利用上级组织和兄弟单位、兄弟省市的文件资料,不定期地编辑资料集。选取一些重要的文章作为底稿,圈点批抹,长期坚持,定然大有收获。

曾国藩甚至详细指示了文章的看法,“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就是说文章要看两遍,第一遍看上折子的人是如何处理军政大事的,治军临民的主脑是什么?从大局,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从面上讲,是如何结构的?比如事情的原委、历史沿革,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今天处理这个问题有哪些举措?在制度上如何斟酌损益等等。我们向来认为,公文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文章,它是行政的载体,所以研究公文的第一步是研究行政。说到底公文处理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行为,公文也服务于军事政治,所以看公文要先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

第二遍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二遍主要看文章本身,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多次提出“稳”这个概念。以督抚大员的名义写给皇帝的折子,一般说来是没有语法、表达等方面的低级错误的,可以考较,或者说可以见高下的,恐怕也就在于稳不稳上面了。我以为,“稳”主要对军事吏事的认识而言,大致就是稳妥、妥帖、恰到好处的意思,对于一切军政大事的拿捏,自然有个火候问题,拿捏得好,就稳,反之就不稳。新任督抚大员,曾国荃确实需要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曾国荃在参奏官文的折子上就非常不稳,这是后话了。我在《公文写作:从入门到精通》这本书里面提出写公文要注意写作风格、写好公文关键在站位、要把握好文体感等几个观点,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稳”的问题。

曾国藩说奏折要看两次,主要是说分两个层面来研读公文,我们不必受次数的限制,真正的好文章不妨看它七次八次,而且看的过程中“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造句下字之稳否”这两个方面也可以往复交替,我们便会有更加深入的领会。

前面谈到时贤的问题,曾国藩还主张“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我们对于历史进程,往往持不断进步的观点,其实这是很近现代的事,曾国藩那个时候,在人们普遍的世界观中,事物总是越古越好,文章尤其如此,奏折也不例外。曾国藩不但要求弟弟参看古人奏稿,还亲自为弟弟选编点评了若干古人奏稿,这些奏稿后来编定为《鸣原堂论文》。

“古人奏疏,亦当抄二三十篇,以备揣摩”(《同知二年七月十一日与沅弟书》)

“此次《鸣原堂论文》抄东坡万言书,弟阅之如尚有不能解者,宜写信来问,弟每次问几条,余每次批几条,兄弟论文于三千里外,亦不减对床风雨之乐”(《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与沅弟书》)

“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为率,余意每月三次,每次未满千字则二篇,千字以上则一篇。选文之法,古人三分之二,本朝人选三分之一”(《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与沅弟书》)

后来,曾国藩在家书中还不断提到《鸣原堂论文》,足见曾氏对古人奏稿的重视。现代社会节奏很快,我们做事情往往追求速效,所以今天学习公文写作恐怕很少有人重视对古人奏稿的揣摩和借鉴了。其实,我们应当撇弃进步的成见,虚心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和经验,建议大家找一本《鸣原堂论文》来看看,尤其留心曾氏批抹之处,或者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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